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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乡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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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和我的家乡电影全集剧情介绍

我和我的家乡是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张一白担任总策划,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和彭大魔、邓超和俞白眉分别执导五个故事的喜剧片。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单元,由葛优、刘敏涛主演;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UFO》单元,由黄渤、王宝强、刘昊然主演;徐峥执导的《最后一课》单元,由范伟、张译、韩昊霖主演;邓超和俞白眉执导的《回乡之路》单元,由邓超、闫妮主演;闫非和彭大魔执导的《神笔马亮》单元,由沈腾、马丽主演。该片通过五个故事单元,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该片于2020年10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截止2020年10月8日,该片票房突破18亿元,连续7天单日票房突破2亿元。

第一个故事是《北京好人》,导演宁浩,主演是葛优。这个故事和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里的《北京你好》简直可以无缝衔接,葛优扮演的剧中人物的名字都没有变,还是叫张北京,这次帮助的是衡水的亲戚。葛大爷是十足的喜剧范,举手投足都让人忍俊不禁。中式喜剧的特点还是在语言上,“我的卡就是你的卡”,“村里的蒲公英总算是保住了”,这些话从葛大爷口中说出来,别有一般风味,让人心里很放松。农村人有了医保卡,和城里人差别就不大了,电影宣传了中国城乡改革的进步,有寓教于乐的趣味。 第二个故事是《天上掉下个UFO》,导演是陈思诚,讲述《唐人街探案》组合刘昊然和王宝强探案“外星人”黄渤的故事。贵州黔南有大科学装置“天眼”,这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这是中国探索宇宙和地外文明的先进装置。估计就是这个大家伙触发了编剧的灵感,写出来一部外星人的乌龙闹剧。可以看出来,黄渤在努力扮演抖音中一位手工制作网红,但是离真实网红的那种怪诞的感觉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不过剧中外星人服务员出场的那一瞬间真的惊艳到我了。贵州的绵延大山、千户苗寨、特色美食酸汤鱼、还有气势雄伟的高速高架桥,这是一部挺好的贵州旅游的宣传片。 第三个故事是《最后一课》,导演是徐峥,主演是范伟。范伟真是一名好演员,早已摆脱了早期小品演员的羁绊,这次饰演的是一位失忆的老教师,在学生们的帮助下,回乡完成“记忆拼图”的故事。师生情是中国人特有的重要情感,传统文化教育尊师重道,学生对待老师如同父母。年轻的时候感触不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经意间发现老师们也老了,这真是一件让人感伤的事。 这一场出场的明星是最多的:看,杨紫!看,李易峰!看,王俊凯!有徐峥,陈数,张译,陶虹,还有演刘备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故事发生在浙江千岛湖畔,这里的村庄发生了古老与现代的巨大变化,这一幕一幕时间的切换——范老师年轻时找颜料的瓢泼大雨,路上一次又一次的打滑,特别是最后一次过桥的时候,范老师一个不稳摔倒了,第一反应竟然是手忙脚乱地拿挤着颜料的调色盘!但已经晚了,颜料在水中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婉如一道炫丽的彩虹。可现在呢?他穿梭于大街小巷,灯光刺激得让他睁不开眼睛,迷茫、孤独、害怕…… 这一系列的动作所表现的情绪,令人忍不住流下眼泪。还有就是BGM 歌曲《让世界充满爱》与画面的结合,如果说你前面心里还有一座坚固的大坝,那么这里所爆发出的强烈情绪足以冲垮这座大坝! 第四个故事是《回乡之路》,导演是邓超和俞白眉,邓超和闫妮联袂主演。闫妮是西安女子,这回也算是回乡演出,一口陕北话乡音浓厚,让陕西人倍感亲切。陕西苹果如今是千亿级别的大产业了,占全国苹果产量的四分之一,这一切当然都是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果。邓超演的农民企业家起先看上去像个骗子,实际上却是帮助家乡脱贫致富的实干家,这一反转的剧情形成了圆满的结局,邓超其实就演不了坏人。需要说明的是,真实的陕北羊杂碎价格还是很亲民的。剧中280元一碗的海参虫草羊杂碎是剧情需要的夸张,制造几个笑点而已,当不得真,没有这么贵的羊杂碎。另外说一句,西安著名相声演员苗阜客串的角色演得挺好的,特别活跃气氛。 第五个故事是《神笔马亮》,导演是闫非和彭大魔,由沈腾团队和马丽团队精心呈现。这一场整体就像一出小品。这次沈腾把他的招牌城市“西虹市”放到了东北,村子叫“茴香村”取的是“回乡”之意,饰演的“第一书记”代表了农村脱贫攻坚的新时代,所有的场景在现实中都有呈现,东北就有稻田画主题的旅游景区。对白挺搞笑的,影院的笑声不断,小品演员动作也是很夸张的,让人大笑不止。 马丽最后在高台演讲说,“满族人民、回族人民、全国各族人民”,挺牵强的,还好有马亮的一句“这是观景台,不是主席台”给圆了场。编剧大概是想增加民族的多样性,中国文化的潜意识是追求大而全的,这是最后一个故事,就当是整个电影的总结了,宣扬了中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旋律。


《家乡》成功背后,张苗和北京文化团队是“穿针引线”的人。他们发掘出了关于主旋律影片的喜剧表达,也向电影市场注入了停摆8个月之后的信心。 作者 | 王亦璇 26亿,影片票房逐日递增。但这一数字在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张苗心里,仍留有少许遗憾。 《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张苗 此时的遗憾不关乎影片的具体盈利表现,而是“还有太多人没看到《家乡》”。 譬如,疫情还没有消除,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大量的学校施行封闭式管理,一些地区的影院尚未复工。 张苗最希望的事情,是让这部汇集了众多电影创作者的热情和付出、在疫情期间完成制作宣传的电影,能被更多的观众看到。让缺失了春节档的观众们在中秋国庆佳节期间开心一次、共情一次,让「嗷嗷待哺」的广大电影院再次热闹起来。 采访前一天,张苗和总导演宁浩一起,带着《我和我的家乡》,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场研究生院露天特映活动。这部从立项到上映只用了一年时间的电影,因为内容主题的特点、创作时间的压力,加之分段式的叙事方法,让无论电影行业或大众市场都为之瞩目,或期待、或怀疑。 只是张苗从来没有怀疑过,即便是项目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 在接到中宣部国家电影局关于脱贫攻坚主题电影的创作倡议之后,总导演宁浩和张苗在第一时间完成了突击性的解题策划。作为2020年中秋国庆双节的重量级影片,“组局者”张苗清楚地知道这部影片需承载的重量。它的推出恰逢决胜全面小康、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是疫情期间中国电影行业一线创作者们齐心协力的救市之作。 但是,就像“时间”在《我和我的家乡》这部影片中蕴含两层寓意一般。在紧俏的“制作时间”内,张苗作为总制片人组建并保障了整个制宣发机制的正轨运行,而负责5部单元影片的每一位导演,也都在“时间篇幅”和出场顺序上为大局所想,完成了紧密无我的融合。

《家乡》成功背后,张苗和北京文化团队是“穿针引线”的人。他们发掘出了关于主旋律影片的喜剧表达,也向电影市场注入了停摆8个月之后的信心。 01 | 解题《家乡》 三声:我们先从接到电影局的倡议之后说起,项目的启动过程是怎样的? 张苗:我知道倡议的时候是去年的年中,天还很热。倡议首先给到了宁浩导演,然后紧接着就告诉了北京文化,说能不能和宁浩导演一起把这个项目往前推进一下。 当时,我马上找到宁浩导演,问项目的进展怎么样了。宁浩表示还在构思和解题,但是总的来说要讲一个农村脱贫攻坚的故事,创作上困难很大,对题材的不熟悉,对市场前景也不清楚,创作时间更是非常紧张。 我当即说那我也琢磨,想想应该怎么去弄。到9月份,我们脑子里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大方向。最重要的“一锤定音”的日子,是去年的10月8号。 10月8号,国庆(节假日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中宣部召开了关于这个选题的创作策划会。在会议上,中宣部国家电影局肯定了我们对项目的基本解题构想,把原来几乎不能可能完成的任务,演变成了一个难度很大、却又充满可能性的项目。 那天定了这样几个事儿,代表着这个项目真实地进入快车道。首先,它有名字了,就叫《我和我的家乡》,原来经历过很多其他的名字。 三声:比如呢? 张苗: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家乡》等。实际上,《我和我的家乡》传达了一个信息,它是跟《我和我的祖国》有关系、有传承的。 然后确定了《家乡》是分段集体创作的结构,以地理为主轴。《我和我的祖国》是用时间为轴完成的叙事,而《我和我的家乡》则是用华夏大地东南西北中五个地点,去完成集锦和连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了影片类型:《家乡》是一个大喜剧。 最后一个解题的关键点,就是要把农村脱贫攻坚上升到一个全民的状态,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喜迎小康,故事应该兼顾城市和乡村,围绕这些年家乡取得的巨大变化和亲历了这些变化的芸芸众生来叙事。突出一个喜字,小人物走向好生活,这种幸福感,以小见大,是当下市场最能引发大家共鸣的。 三声:往前说一点,“解题”的过程具体遇到了哪些问题? 张苗:首先第一个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如何去完成一部这样重要的影片。一年的时间完成影片的制宣发全部过程,要求近乎极限的生产流程。 第二个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寻找到合适的创作者,并首先激起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创作热情。讲述农村扶贫的故事,很难直接跟现有的创作者直接发生第一时间的创作共鸣。一开始大家脑子可能都是一片空白,因为大家都没有农村生活和创作的经历。 我们还在想,如何让电影的主体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对以农村为背景的题材感兴趣,这是第三个要解决的。 其实我们是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什么历史时刻?脱贫攻坚。怎么以小见大,怎么拿电影这个载体呈现。 三声:喜剧的基调由此而来。 张苗:我们常说“离场感”,就是电影带给大家的感受是什么?脱贫攻坚也好,喜迎小康也好,观众最容易产生共鸣的地方就是幸福感,你让我快乐。 放在电影里,最好去表达幸福感的两种娱乐感受,就是笑和哭。笑是开心的笑,哭是感动的哭。 要表达脱贫攻坚的胜利,要表达建成小康后的全民情绪,自然而然就指向了一种电影的类型:喜剧,非常适合喜剧。

三声:《祖国》也带给观众幸福感,怎么理解二者的异同? 张苗:大家都会比较这两个片子,《祖国》是新中国成立后70年里重大历史时刻和小人物的命运迎头相撞,而《家乡》则是聚焦在一个具体的时刻,就是2020年的金秋,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带给普通人的感受。变化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其中就有我们所需要的戏剧性,就有那份笑和泪的感受。 三声:在之前的采访中,导演们有提到说,方言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 张苗:我自己特别“嗨”方言,方言自带喜剧感,听到就想笑,非常亲切。 三声:而且点题《我和我的家乡》。 张苗:特别是有标志性的地域方言。家乡的文化和历史沉淀,是一定沉淀到语言里的。方言的对白能迅速把地域东南西北中的设定做实,所以强调了方言。 方言我觉得非常有力量,有很天然的喜剧感。而且,家乡一定有方言。试想,如果在《我和我的家乡》的片名下,电影里面如果没有方言,就会很违和。 「团队」齐心协力 三声:最开始和宁浩导演一起工作,定下喜剧的方向之后,其他几位主创(导演)是怎么确定的? 张苗:对,宁浩导演是非常优秀的导演,作为总导演有号召力。当时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鸿篇巨制,既然已经决定了是分段式的结构,应该匹配什么样的创作力量的问题。 三声:在导演选择上有一定的基准。 张苗:我们第一时间力邀了艺谋老师作为总监制,一白老师作为总策划加盟这个影片。在邀请导演时,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目前影片中的这批导演。 他们是行业里的佼佼者,更重要的,他们擅长用喜剧去表达自己,各自也都有自己成熟的电影风格。 我们所想的《家乡》就是在东南西北中、一个五彩斑斓的华夏大地上呈现的故事,那我们希望喜剧风格也能够是多样性的。而且能够代表这个市场主流观众所喜爱和接受的那些风格, 三声:听说最先加入的导演是闫非和大魔。 张苗: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在这个房间。闫非、大魔首先和这个片子握手。要拍一个顶级的开心麻花风格喜剧,大家自然想到的“要素”之一就是腾哥。当天晚上,沈腾老师也点了头。 三声:那时候和导演们的沟通都聊些什么具体内容? 张苗:我就说我们为家乡拍一部电影吧,叫《我和我的家乡》。是一部大喜剧,围绕全民喜迎小康,讲述家乡这些年的变化。我们用尊重市场规律和创作规律的方式来完成。 一确定下来合作意向,导演们就立即踏上了采风之路。 采风完了以后,每个人都是带着巨大的触动回到北京的,每位导演都对家乡这一主题有了更加强烈的表达愿望。大家把选题很快就拿出来了,都是有感而发。 这个过程极其重要,是符合创作规律的,大家没有闭门造车。最后,电影里的这些故事都是源于现实生活,源于在整个脱贫攻坚中涌现出来的感人的事和人。 不管是医疗改革的受益人、治沙的英雄、乡村的老师,还是扶贫战线上工作的第一书记们,这都真有其人。真,观众才会觉得好看。 三声:思诚导演是东北人,最后拍了西南的故事。 张苗:我第一次联系思诚导演的时候,他正在日本做《唐探3》的后期,很忙。他回来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见了面。我记得只说了几分钟,他就问我,他拍哪个地方。 当我问他东南西北中对哪个地方最感兴趣时,思诚的第一反映是东北,毕竟东北是他的家乡。但当我们聊到西南的时候,云贵地区多民族融汇的五彩斑斓的地域文化,显然更让思诚动心,于是他选择了这个对他来说极有挑战性的命题。 所以整个集结的过程我觉得还是很顺利的,没有“磕”这一说,中国最擅长喜剧的年轻导演梦之队很快就组建了。 三声:《北京好人》这部影片,其实在拍摄时遇到疫情的二次反复了,当时你们都有哪些对策? 张苗:先说第一波疫情吧。那段时间我接到很多电话,基本都是影院、院线的朋友打来。人家问你还拍电影吗,我说能拍,然后对方就说那就放心了,因为你们还在拍电影的话,我们影院就有盼头。 我从3月份开始,就基本一星期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保证任何时刻身上都带着检查结果,都能正常出差和工作。所以,咱从来不是蛮干,永远有拍电影的热情,但是对剧组有严格和科学的统一防疫要求。 三声:剧组有各种可能性的措施。 张苗:对。等到二次爆发的时候,最受影响的肯定是北京。宁浩导演是6月10号开的机,最晚17号就全城戒备了。宁浩导演说让我去现场开会,疫情突发,演员和景都遇到很大影响。结果开完会后,我看到葛大爷准时按通告来到了现场,葛大爷是剧组最年长的表演艺术家,人都按时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三声:还看到一个小故事,说葛优老师喝酒的那场戏,都是大家的朋友来做的群演。 张苗:对,一看那里面全是认识的人。葛大爷来了,就是一个定心丸了。剧组最先做好的肯定是科学防疫,之后就是团结,人心在这里面是很重要的。 这次的人心就在于所有创作者从开始的要对家乡做一次表达。后来又第二波疫情,又上升到我们电影人要自己救自己,团结救市一次。

| 「篇幅」与「时间」 三声:导演们还提到了一点,他们把自己的片子都不同程度修剪过很多次? 张苗:是的。这次的创作过程对我来说也收获很大。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最早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判断,可以用20分钟左右的篇幅去表达每个段落的故事。这是由直觉或者经验决定的,等于为每个导演的表达都定好了篇幅。 但在剧作的过程中,篇幅的压力就来了。所有导演都发现用20分钟去完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喜剧单元,难度比想象的还要大;在拍摄当中,所有导演组都发现应该是30分钟以上才能把自己故事表达清楚;最后粗剪一出来,发现全部都超过了30分钟。 三声:这是分段式影片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张苗:也许是我们对喜剧短片的表达的了解还不够完整。是否能用20分钟讲一个非常好的独立的喜剧故事,对所有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未知数,对我来说更如此。 绕回原点,喜剧本身就是极其有创作难度的类型。《我和我的家乡》里的每一个单元,都需要重新启动一个故事,这一点的难度比《我和我的祖国》要大。因为《我和我的祖国》里的每一段共和国的历史瞬间,都是为大众熟悉的,一点既知。而《我和我的家乡》的每一段故事都源自普通电影观众所不熟悉的生活和社会的小角度和小人物,有笑有泪把它讲清楚,20分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东南西北中五个片段来说,每一部分都是需要重启的。怎么最快速度让观众入戏,把该交代的设定交代清楚,这是一个难度。 还有一点,喜剧它需要“抖包袱”。在短片篇幅内如何去去掌握节奏,又把笑和感动表达好,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做过太多尝试的地方。 面对以上困难,每一位导演都付出了巨大的艰辛,甚至为整个项目做出了自己单元短片的一些牺牲。因为最终大家目的是完成一部好的电影作品,而不是如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的,每部(片子)单看都挺好,放在一起时整个片子观感欠佳的状况。 比如因为篇幅问题,思诚导演要剪掉一些美丽的空镜的时候,他非常心疼的。因为那些都是最初激起他创作欲望的东西,代表了他发自内心的对家乡变化的感受,包括贵州交通的巨变、包括壮美的平塘特大桥。 三声:作为总制片人,协调的过程其实是最难的。像你刚才所说,这五部片子最终如何连贯了起来,有了统一的调性? 张苗:归结于合理的创作过程。最早的选题是大家在一起研究的,有分有合。每一个导演都知道别人在做什么,接下来又有足够的创作空间,在自己独立创作的赛道上充分去呈现。

| 「主旋律」与「市场」 三声:这两年很多人会聊关于主旋律的创作,《祖国》、《家乡》都是。对于你个人来说,或以制片人的身份,主旋律创作还能有什么样创新的形式? 张苗:首先要说一下主旋律。我理解的主旋律,就是为这个时代的观众能够去共情的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一段故事。要做好一部主旋律好片子,我希望它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那就是为国所想、为民所乐。 再者,主旋律它绝对是商业的,因为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影视作品,是能够受到观众喜欢的,是能赚钱的。所以我对主旋律的理解就是“商业主旋律”,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制片原则。 三声:北京文化团队现在已经跟很多导演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张苗:我们跟创作力量是相濡以沫的关系,除了在过去的几年积累下来的信任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直在做对于年轻创作者、新创作者的发现和支持。 互联网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天分很好,也会对不光电影,还有网大,也包括剧,甚至精品短视频有自己表达的年轻群体。我们要把市场,要把合适的载体和要把创作者用一个最科学的机制把它连接起来,我们是提供一套工业保障体系和问题解决方案的机制的。 三声:我们之前注意到,每一个影片之间是拿短视频连接的。包括其实电影出了番外,你们对于这些策划是怎么考虑的? 张苗:从大的战略上来讲,是两个点。第一,电影作为一个传统的工业,100年了,我们要不断地拥抱新时代的表达方式。 毫无疑问,短格式在当下蓬勃发展。本身《家乡》也是几个短篇幅的电影串联,这是逻辑联系。对于一个全民喜剧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感,让观众参与进来。 第二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用精品的内容去推广电影,即“内容推内容”。实际上是团队在内容营销方面的一次尝试。我们根据“家乡”孵化出了包括电影拍摄幕后综艺在内的各种周边内容,用周边推广电影,形成了围绕在电影周围的“家乡”内容生态。 另外,我们还做了很多内容方面的跨界尝试,比如音乐和电影方面的跨界。 三声:对春节档期的期待是怎样的? 张苗:《家乡》为春节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你能看到观众对电影这种消费方式是热爱的,在远离了八个月的电影院以后,还没有忘记在中秋国庆涌入影院、去拥抱他们所熟悉的娱乐方式。 所以明年春节档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百花齐放的局面,这对行业和观众来说,都是好事。 05 | 作为制片人 三声:从《流浪地球》到《战狼2》和《药神》,作为制片人,怎么去发现和定义好的故事? 张苗:最关键的是选定题材。从头开始的时候,要确定题材能不能反映这个时代的脉搏。很多时候题材是第一步坚实的东西,就是要有这种敏感度,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的题材有一个特点:创作者有表达的欲望,观众愿意听。 比如说《战狼2》是什么?《战狼2》一开始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强大的情绪,就是能够点燃每一个年轻人血液中爱国的问题。 《流浪地球》是什么?中国第一部科幻的,但是难能可贵地里面有一份传统的中国人的情感。不管在工业上怎么去发展,一定要有中国情感内核,这其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概念。 三声:在这种具体的项目中你得到的经验是什么? 张苗:首先,制片人一定要是半个创作者,对内容要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对创作没有理解的话,就没有办法跟创作者进行沟通,或者和创作者一起去完成内容创作上面遇到的困难。 而且制片人还要是半个宣发者。如果不了解市场、不了解宣发的话,那也不可能协助创作者去把一个故事变成市场所喜欢的作品,并且让观众从知晓到期待,最终走进影院。 所以说回《我和我的家乡》,其实每个人内心关于家乡的那片热土,都应该有很多可以表达的东西,以后还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分段式电影不是一个模式,可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这个时代留给我们很多可以表达的东西,我们需要为不同的表达,寻求最适合的表达方式。 我们往一个宏大的方向进一小步的时候,市场或者是观众给予了巨大的回馈。所以华语电影和中国电影,其实有很多好故事可以讲。 三声:你和整个团队都是特别喜欢新题材,或者看到新的领域就一定要去尝试的吗? 张苗:我可能是。个人和团队我们都比较喜欢创新,因为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100多年的一个工业格式了,如果不创新的话,就没有办法让华语电影更好地去生存。 文明永远趋同,文化永远求异。中国华语电影市场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市场,这就注定了她独有的差异性。我们只有去创新,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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